唐珍收藏
拍品编号：*0944
估价：RMB10,000—20,000
成交价：143,750
拍卖时间：2019-11-27 约下午16:00
拍卖地点：广州东方宾馆会展中心二号楼八楼南国厅
拍卖公司：广东崇正
简介：提要：1951年3月，陶大镛向郭沫若约关于中国史代的文章，郭沫若回复之件。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文化运动重要旗手、新诗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陶大镛 文献资料
陶大镛藏《新建设》杂志作者书信包括李达、郭沫若、周一良、翦伯赞、杨荣国、季羡林、冯友兰、蔡尚思、李何林、常任侠、宋云彬、沈从文、文怀沙、王士菁、王重民、谢兴尧、艾思奇、范文澜、胡绳等，涵盖了当时学术界文、史、哲、科学等领域的顶级学者。
陶大镛
1918-2010
上海人，经济学家、教育家。曾主编《新建设》，创办《群言》，任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学术的风云际会，于斯为盛
陶大镛旧藏《新建设》作者信札文献介绍
文_易大经
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先生（1918-2010）曾留学英伦，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磨出脚印的故事，据说就出自陶大镛之口。他长期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少为人知的是，1950年代初，他曾经主编当时“国内唯一的学术刊物”（胡绳语）《新建设》。楚图南先生（1899-1994）是著名民主党派领导人，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他还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便有他的一个译本。自1950年代起，楚图南便担任我国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长期担任对外友好方面的外事出访活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东崇正2019年秋拍首次释出的陶大镛、楚图南文献材料中，有陶氏主编《新建设》时期与国内专家学者的往来书札二百馀通。通过陶大镛、楚图南的这批文献材料，我们可以看到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文化学术、外事交流领域的一系列创建活动，可以领略到那种“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蓬勃朝气。本文兹就陶大镛文献材料涉及到的约九十位专家学者的二百馀通信札，作初步释读，并结合时代就其中的人事交往略作介绍和考证。
陶大镛所藏的这批《新建设》作者往来书札有如下特点：（一）、这批信札数量多，作者及其涉及的人，都为当时重要的文化学术界人物；（二）、学术含量高，文献价值大。谈论的都是严肃的学术问题，涉及杂事、私事的极少，不同于一般的友朋书札；（三）作者队伍及其议题，既是学者的重要文化活动，也集中地反映出新中国一个重要时期的时代信息。
《新建设》的阵容和方针
初步整理，这批信札的部分专家学者的情况如下：
史学如郭沫若、周一良、翦伯赞、杨荣国、丁山、尚钺、季羡林、杨人楩、王毓铨等，
哲学如冯友兰、蔡尚思、马特、潘梓年、蔡仪等，
经济学如许涤新、千家驹、吴恩裕、沈志远、樊弘等，
文史如李何林、常任侠、宋云彬、沈从文、文怀沙、王士菁、周耀平（周有光）、王重民、谢兴尧等，
党史如李达、艾思奇、范文澜、侯外庐、刘大年、吕振羽、胡绳、李琪、吴江、郭大力等。
《新建设》的前身，系以北平的教授为主体的同人刊物《中建》，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改组编委会，从第3卷第1期开始，成为新中国开创之期的《新建设》。改编后的《新建设》杂志上有如下信息：
负责人 费青（按，费孝通之兄）
编辑委员 千家驹 向达 *沈志远 *吴晗 狄超白 李广田 金岳霖 范文澜 胡绳 袁翰青 孙晓邨 *陶大镛 *费青 费孝通 *张志让 *傅彬然 闻家驷 雷洁琼 樊弘 *郑昕 潘静远 钱伟长 钱端升 储安平 钟潜九 *谢觉哉 严景耀（带*为常务编辑委员）
出版者 新建设杂志社（地址：北京东华门南夹道六十二号）
编辑团队涵盖了文史哲科学等领域，可以看出这本杂志综合性的学术特点。《新建设》的栏目设置有：专著（专题）、学术讲座、译文、座谈纪录、书评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大潮中，《新建设》这本杂志作者队伍、编辑团队、办刊思路都出现了变化。这批书札中有胡绳的12通信，他是党内著名理论家，1950年代先后在中宣部和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前身）任职。从胡绳致陶大镛的信札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新建设》的编辑工作，陶大镛经常送稿子给他看，而他也从杂志的发展方方面面提出意见。比如，如何展开（对学者的著作、学说）的批评？该采取什么原则和掌握什么样的度？在谈郭沫若与范文澜的笔仗（详后）中，胡绳提出了他的意见（见胡信3.20/1953.3.16/1951.6.20）。胡绳在其中一通信中向陶大镛提到几点建议，包括《新建设》杂志的编后记写法这样的小事，因为在他看来，“《新建设》现为国内唯一理论刊物，……故编辑的方针与作风不能不特别慎重。”胡绳还提到作者队伍的建设，这也是《新建设》作为同人刊物必然的转型。
《新建设》改版后，关注最新的方针政策，积极做出响应，如：抗美援朝特辑、学习《实践论》特辑、纪念五四运动特辑、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特辑、学习《毛泽东选集》特辑等，在作者中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如张如心（见张信1951.5.13/6.16/6.30）、郭大力（见郭信10.4）、李达（李信26通，大都在谈写稿事，详后）、李琪（见李信1953.2.22/3.30）等人的信札都有对这些专题的支持。不过，胡绳对此的看法却是：“学术刊物应以内容充实为主，而不必看重应时。”（见胡信1952.6.18）
胡绳在信中提到刊物采取编委制，“当不宜有总编辑之称。”这一点从刊物的编辑团队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家樊弘给陶大镛、张志让的一封信中看出来——他在日期为1951年的这通信中，要求该期刊发自己的一篇稿，如这期不发，他要求召开编辑会议，他来做说明。这都可以看出当时《新建设》编辑工作的特点。
利用专家学者的资源来审稿、避免编辑的专业知识短板，也是《新建设》编辑工作的特点。初步统计，郭沫若在3年里替《新建设》审读了13篇文章；千家驹两篇（见千信1951.4.17/8.30）；周谷城1篇（见周信1951.4.17）；周一良1篇（见周信1951.4.28）；丁山1篇（见丁信1951.6.5）；蔡仪1篇（见蔡信1951.10.24）；刘大年1篇（见刘信11.22）；杨人楩两篇（见杨信1951.9.9）；尚钺3篇（见尚信1951.2.19/4.16、7.9）；谢兴尧两篇（见谢信3.5）；季羡林4篇（见季信1951.6.3/8.11/9.11/1952.10.6）；马特4篇（见马信1951.11.21/1953.3.22）；艾思奇1篇（见艾信1.22）；文怀沙1篇（见文信5.20）等。这些信件上不少还有陶大镛的批复，如马特的审稿信上批：“根据马特的意见，退稿。”季羡林的审稿信上批：“稿退。参照季先生意见婉复。”这些既说明杂志的审稿方式，也从另一方面证明陶大镛在杂志中的地位。
事实上，从如此大量的信札写给陶大镛来看，他实际上是负责了《新建设》的总体工作——与主管部门交流、调整办刊方针的是他，与大部分学者的约稿是他，与作者之间商量稿件的是他，托专家审稿的是他，打笔仗时从中沟通的是他，甚至作者就稿费这种琐事也是找他。2018年是陶大镛先生诞辰100周年，由民盟中央为其主办了高规格的百年诞辰研讨会，对他在经济理论和教育等领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新建设》这段经历虽然短暂，但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网上的陶大镛简介称他为《新建设》主编，也是合情合理——特别是结合这批书札来看，陶大镛是当之无愧的。
陶大镛擅长组稿
做编辑能约到什么人的稿、什么样的稿，是判别其能力的一大关键。而这些约稿工作多数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沟通，编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工作往来。编《新建设》时的陶大镛不过30多岁，但他与当时教育界的学者相当熟，对于因工作而结识的作者，也能推己及人，在这些作者们的笔下，充满了对陶大镛工作认真负责的敬重，隔着70年，我们也能从这些故纸中感受到陶大镛的热情与亲和力。从这些信札中，我们可以看出70年前陶大镛的编辑生涯：
许涤新：“你上月来的一封信，拖到现在还未复，而你的第二封信又来了。”（见许信1951.4.21）
杨荣国：“我很抱歉，对于您今年给我的许多函电，都不曾作过积极的答复。”（见杨信1951.4.29）
李何林：“我欠您的债，不知道要哪一天才能还了，每次收到您们赠的《新建设》都很惭愧！”（见李信7.22）
沈志远：“《新建设》方面我虽已很久没有写文章，但每月收到一本《新建设》时，自己精神上总要紧张一下，仿佛接到了你一封催稿的信似的，心里感觉有些不安。”
这些都可以看出陶大镛通问之勤奋、约稿之成功。季羡林在信中尤其感谢他：“如果不是您这次督促我，恐怕这部译稿（按，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只好长眠于故纸堆中了。”（见季信1953.7.8）这可以说是作者编者都乐于见到的。类似的情况还有王士菁的信：“您两次来信催稿，都未如命，很是抱歉。转送许景宋先生研究性的文章……”意外地得到了许广平的文章，可以说是难得了。
在把握思想动态上，陶大镛也非常敏锐。1953年全国展开批判《武训传》，他约的是文史专家谢兴尧，谢写了《武训世系表》，还作了手绘的太平军在山东地区路线图（见谢信1953.6.18/6.20/即日）。他又约宋云彬写《中国宪政运动史》，约朱剑农写《过渡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见李信1951.3.31/1951.10.21），约蔡尚思写梁漱溟：“承嘱写《梁漱溟反动思想批判》一文……”（见蔡信1953.11.3/11.13/12.12）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新建设》的时代背景。
陶大镛本身也是一位学者，他在负责《新建设》时，除了高端的约稿、编辑工作外，对于低端的编务杂事也要应付。比如稿费这种事，作者也会找他：
李何林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准备交新建设杂志社印行，书尚未付梓，李何林给陶大镛开了一批赠书名单，其中一封提及父亲要来北京看病，需要预支稿费100万元（按，旧币制。见李信6.17/6.20/6.21/12）。吴恩裕送上译稿的同时，“可否借支壹佰万元，俾应明日之急需？”（见吴信1951.5.25）钟敬文同样如此：“（还原稿的同时）并将稿费提前见赐，因为最近拟清偿一些旧书铺的积欠。”从信札上的这些零碎笔墨，我们倒是可以领略到一点老北京的风味。
李达和郭沫若的信札最多
在陶大镛旧藏这批书札中，李达的留存最多，有26通。李达（1890-1966）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他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0年代初先后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从解放后的思想动态来看，从《新建设》的各种主题来看，知识分子、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素有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不能不奋起的；这种时代感召几乎是每个写信人的特点，也贯穿了李达从湖南大学到武汉大学执教这段时间。即使在饱受疾病摧残和武汉炎热的夏天，李达仍然频繁地和陶大镛讨论要写、在写和交上的文章：《〈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矛盾论——革命能动与科学研究的指南》、《怎样学习矛盾论？》、《读〈改造我们的学习〉》、《马列主义反映论的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与科学性》、《怎样学习党史？》、《毛泽东思想与统一战线问题》等。不仅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撰写文章，李达还注意到，《新建设》尚未讨论过《武训传》，他已经写好寄来了《为封建阶级文化服务的武训》（见李信1953.6.19，《武训传》批判是从1953年5月展开的）。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党史学者是最受关注和尊敬的。像李达这样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艾思奇、范文澜都有向《新建设》投稿，更不要说像徐懋庸这样的“左联作家”了。徐懋庸解放后也在武汉大学任领导职务，他在致陶大镛信上说：“《共产党宣言》正如您说过的，这次重读，已非昔日之读了。一月间曾经写了一篇学习笔记，自己觉得还有点意思，而且也稍稍涉及文教工作，但没有整理，得来信后，想了想，托人整理了一下，现在寄奉，不知可以代替否？”（见徐信1953.3.10）
胡绳在致陶大镛的信札里谈到学术批评，其中的小事，即能否批评一些名家及其名作，编辑要不要把批评稿给受批者看、借以展开辩论？读这些信札，我们会产生疑惑，为何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都成了问题？从几封名家的回信我们大概可以略窥端倪。翦伯赞的3封信有两封是在谈读者来信——“其动机不是商量问题，而是故意纠缠，他吃了小米，没有事做，我实在没有工夫和他纠缠在一般哲学问题上……”（见翦信1951.1.25/1951.3.31）这是翦伯赞对有读者就他的《再论中国历史研究》一文提出意见后，他的反应。
郭沫若致陶大镛的20通信中，前已谈及他作为审稿人，3年中审读过13篇文章，这些审稿意见是十分珍贵的，涉及到的是极为严肃的学术批评和争论，完全就是论学书札，如对金兆梓的周代是否奴隶制的成说进行批驳，对华岗的批评进行反驳，谈丁力评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批评汤炳正的文章，对陶大镛送来的荣、梁、束三人文章谈到殉葬和断代等问题。但是他在接到一篇文章、怀疑是王毓铨化名所写的时，却成了“不值得一辩，但却辩出了不少东西”，“王毓铨君一文，我写了一篇回应，正在抄写”，按，王毓铨（1910-2002）也是一位历史学家，1950年从美国返回中国，先后在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郭、王笔战的几乎同时期（1951年7、8月），郭沫若与范文澜也就学术观点进行争论，本来胡绳不同意发表，经过陶大镛的调停，将郭沫若文章做了删节后发表。这两起笔战都很值得研究，因为这都涉及到郭沫若的学术地位，诚如范文澜信中说的，“如果郭先生被驳得不利，是不是会引起其他枝节呢？”（见范信19日）这些，都可以看出在时代新旧交替时的一些微妙之处。
1954年，陶大镛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从此离开了《新建设》杂志，在经济研究和教学领域展开自己的事业。他保存的这批作者信札，人数多，交往密，而且聚焦于《新建设》的编辑出版，谈论的全是学术问题，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思想领域的时代风云。时至今日，这本杂志在新中国的学术含量及历史地位，或许会因为这批珍贵的信札而得以深入研究。
拍品分类：古籍善本>书札文牍
拍卖会：2019秋季拍卖会
拍卖专场：新建设·楚图南、陶大镛文献资料
预展时间：2019年11月25日 下午14:00-晚上21:00
2019年11月26日 上午9:00-晚上21:00
2019年11月27日 上午9:00-下午18:00
预展地点：广州东方宾馆会展中心A\B\C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