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珍收藏
拍品编号：1005
估价：RMB1,200,000
成交价：暂无数据
拍卖时间：2019-12-14 上午9:30
拍卖地点：上海大剧院八楼宴会厅（上海市黄陂北路200 号A1 门入口）
拍卖公司：博古斋
简介：唐·于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译
元代天历三年（1330）至后至元二年（1336）间官刻
藏经纸 经折装 一册
提要：元官藏，公元 1332-1336年间雕造，世间传本极为稀见。1927年日本学者小野玄妙首次发现。此卷元官藏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五，卷首为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六个半页。佛祖端坐中央莲花台上，两侧侍立诸菩萨、世尊、罗汉及天神各二十三尊，上空飞天缭绕。一信士跪于佛祖之前请法，从其华丽服饰来看，或为皇室贵胄。整个场面庄严肃穆，气势恢弘，布局缜密，佛及众弟子身形灵动，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线条精细繁缛，允称版画上乘之作。卷末为韦陀护法像，铠甲细密、丝绦当风，胸前合十，面相饱满，威武神俊。元代直至明代初年是中国版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一方面继承了唐宋风气，同时在雕造技艺、表现手法上，又不乏推陈出新之举，所以大藏经有扉画者，在中国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卷首版画后有「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莲花座碑碣式刊记。《元官藏》为已知大藏经中版式最阔者，每版七个半页，四十二行，这一版式是《元官藏》所特有。拍品《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十五，即为每版七个半页四十二行，半页六行十七字,千字文编号为「壹」字。版心间顺次记函号、卷数、版次，凡十二版。长达950厘米。经尾题后隔行附《音释》，末记「壹、五卷、十二版尾」。此本刻经，淡蓝色细绢书衣，明黄绫书签，品相上佳，允称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的制定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此本佛经当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有同类刻经。
参考文献：
《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童玮、方广锠、金志良合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近三十年新发现的佛教大藏经及其价值》，李际宁著。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李富华、何梅编著。
明印《元官藏》面世
方广锠
《元官藏》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云南省图书馆发现并考订、确认的一部藏经。
元代崇信佛教，曾经刊刻大藏经，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除正史中可以见到有关记载外，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紫柏曾在万历年间所撰的《嘉兴藏·刻藏缘起》中提到：「元板亦不下十余副。」（《紫柏尊者全集》卷十三）但他没有说明这十余副元代的版刻藏经到底是些什么藏经，在哪里刊刻，当时存放在什么地方。现代著名佛教学者吕澄在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佛典泛论》中说：「洪武五年（1372）……刻南藏版，时各旧本以兵乱散亡，元版七、八副悉毁。」但他也没有说明上述论述的资料依据何在。所以，前此人们真正能够看到经本的元代大藏经，祗有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刊刻的《普宁藏》、建宁路后山报恩堂私刻的小部藏经《毗卢藏》等两种，还有宋刻、元补的《碛砂藏》一种。前些年在北京智化寺发现三册元代藏经零本，论者谓其经版乃《金藏》经版的「再刊印」，称之为元代官版《延佑藏》（何梅：《北京智化寺元<延佑藏>本考》，载《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四期），它与学术界始终存在争议的《弘法藏》是何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史载元英宗曾有造铜版藏经之议、元皇庆二年（1313）前武汉曾刻藏、云南图书馆现存一册版别不清的「松字号」藏经零本、湛堂等诸僧曾奉旨赴京修藏，上述种种，说明元代藏经数量的确不少，但具体情况始终若明若暗。
若干年前，日本小野玄妙曾经发现后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的印藏愿文及相关的职名录、僧名录，著录在他的名著《佛教经典总论》中。但由于发现时，这些珍贵资料已经从经本脱落，成为单纸零张，故难以确认当时到底是否刊刻过一部藏经。日本对马还发现了若干版别不清的藏经零本，虽然可以肯定它们属于前此不为人们所知的某部藏经，但到底是什么藏经，则无人可以指明。赖上述云南省图书馆数据的出现与认定，人们由此知道元代末年曾经刻过一部官版藏经。这样，原来在日本发现的各种资料都有了可信的归属。当时将其定名为《元官藏》。
《元官藏》的雕造上限为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下限为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仅历时六年，便告成竣。从有关数据可以知道，该藏由元文宗皇后（顺帝时为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发起，由她下属的徽政院具体负责。有关情况，可以参见童玮、方广锠、金志良合著的《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载《文物》，1984年12期）、《元代官刻大藏经的考证》（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及我本人撰写的《元史考证两篇》（载《文史》第29期）。上文提到刊刻工作应在大都（今北京），且据《万历野获编》怀疑或为万寿寺。但后来阅读缪荃孙从《永乐大典》中钞出的《顺天府志》，其中载有：「法藏寺在石佛寺西北金城坊内，有藏经库八座」（《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43页）联系《元官藏》「僧名录」首部诸位僧人均署「大法藏寺」，故知该《元官藏》的刊刻实由法藏寺具体实施，其后经版亦收藏在法藏寺。
云南省图书馆发现的《元官藏》共三十二册，分属三批印本，但均可判定为元代刷印。日本收藏的诸《元官藏》，凡我所见者，亦均为元代印本。本世纪以来，又有十来册《元官藏》面世，详情可参见李际宁《关于近年发现的<元官藏>》（载《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纪要》，第12号），亦为元代印本。
此次在上海博古斋面世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五，几年前我曾经鉴定过。该册版式为一纸7个半叶，半叶6行17字，上下子母框，版片号及卷尾标注特征乃至通卷版刻风格，都显示这是一册标准的《元官藏》零本。但令我惊异的是，从纸张、扉画、牌记及卷末韦驮像考察，它分明是明代印本；从装潢看，也是典型的明代装帧。也就是说，本册《元官藏》零本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吕澄所谓「各旧本以兵乱散亡，元版七、八副悉毁」恐有误，起码《元官藏》版片并未随元代的覆灭而毁失，而是被保存下来，且继续被人们使用。由于请印藏经，一般均为从存储版木的地方刷印以后，送到经坊去粘接并配扉画、韦驮像等，故该《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五呈现出目前状态。其实，《碛砂藏》也有类似情况，版片历经元末战火亦保留下来，明代继续在刷印。
史载，徐达率大军北伐，攻下通州，元顺帝当夜仓皇弃城出逃，故明军不战而得大都。其后按照朱元璋的命令，仅将内宫烧毁夷平，大都的其他地方，并未损毁。而法藏寺「石佛寺西北金城坊」，当未受损失，故所存经版，在改朝换代以后继续可以使用。
一副民间所刻大藏经版，叠经多朝，这不稀见。但一副官版，改朝换代以后却依旧在使用，可谓异数。这里体现出的政治、宗教内涵，颇值得吟味。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且可惜现知明印《元官藏》仅此一册，希望地不爱宝，将来能有更多的明印《元官藏》出现，以更好地研究这一问题。
世人论刻本，常以宋元本为矜贵。如以版本年代论，诚然如此。但讲到所体现的政治与宗教内涵，以及由此体现的历史研究价值，乃至存世的希珍程度，则我以为这一册明印《元官藏》比元代印本《元官藏》更值得我们注意。
2019年11月29日于康健园旁
拍品分类：古籍善本>历代刻本
拍卖会：2019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拍卖专场：古籍文献·金石书画
预展时间：2019年12月12日-13日 上午9:30-下午18:00
预展地点：上海大剧院八楼宴会厅（上海市黄陂北路200 号A1 门入口）
